辛酉政變又稱“北京政變”，是發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。

　　清文宗咸豐六年，公元1856年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了。1860年9月英法聯軍逼近北京，京城震動。咸豐皇帝急忙帶著他的皇后鈕祜祿氏(后來的慈安太后)和懿貴妃葉赫那拉氏（后來的慈禧太后）以及一班親信，逃亡到熱河去，由恭親王奕?留下來向侵略者求和。奕?費盡周折，最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《北京條約》，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歡心。當時清政府的實權并不掌握在奕?手里，而是掌握在跟隨咸豐逃往熱河的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一班人手里，這些人將奕?視為自己的政敵，千方百計地排擠他，不讓他隨駕到熱河。

　　咸豐十一年，公元1861年8月，咸豐在簽訂《北京條約》后不久就病死了，他唯一的兒子6歲的載淳即位。年號定為“祺祥”。遺命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、大學士肅順，駙馬景壽，還有原來的五個軍機大臣中的四個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8人為“贊襄政務大臣”，輔佐年幼的載淳。咸豐臨終前，又將自己刻有“御賞”和“同道堂”的兩枚御印,分別賜給了皇后和懿貴妃，并頒詔說，此后新皇帝所頒的一切詔書，都要印有這兩枚御印才能有效。載淳繼位后，尊先帝皇后鈕祜祿氏為慈安太后，尊自己的生母懿貴妃為慈禧太后。載淳的母親懿貴妃葉赫那拉氏，是個陰險、貪權、又野心勃勃的女人，她剛剛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寶座，就迫不及待地攬權。慈禧先讓人建議，因為皇帝年幼，無法處理朝政，所以要由兩宮皇太后“垂簾聽政”，實際上是要掌握實權。她明目張膽的要權行為自然而然遭到了輔政八大臣的堅決抵制，載垣等以“本朝未有皇太后垂簾”的理由加以反對。雖然兩宮太后掌握著咸豐所賜的兩枚印章，在政治上與八大臣勢均力敵，但由于當時的熱河行宮全部都是輔政八大臣的勢力，慈禧費盡心思也未能得逞，只好虛與委蛇，暫時向八大臣妥協，但她始終也沒放棄垂簾聽政的想法。正好慈安太后對肅順等人的所做所為也是極不贊成，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，并且使用苦肉計，將自己的心腹發回北京，與恭親王奕?串通。

　　奕?是咸豐的親弟弟，為人機智、練達，很有才干，相比之下，身為皇帝的咸豐卻顯得平庸無能，這就招來了咸豐帝的猜忌，因此，咸豐在政治上疏遠奕?，重用肅順等人。奕?雖貴為親王，但卻沒有什么實權，處處受到肅順等人的排擠。咸豐逃亡熱河，命令奕?留在北京與侵略者議和，一同留下的還有軍機大臣文祥。文祥因為與奕?關系較好，也受到肅順等人的排擠，不準他隨同前往熱河。后來的八個輔政大臣中，有四個是軍機大臣，只有文祥除外。所以，奕?和文祥對肅順等人恨之入骨，不除不快。正是基于這些，在接到兩宮太后的求援信號后，奕?和文祥決定要幫助兩宮太后除掉輔政八大臣。

　　10月，奕?經多次申請，才得以以“奔喪”的名義趕到熱河。在大行皇帝的靈前一番哭祭之后，他謁見了兩宮太后，和兩宮太后密謀了許久，最后決議在北京發動政變。奕?回到北京后，籠絡駐扎在京、津一帶掌握兵權的兵部侍郎勝保，作好了發動政變的一切準備。

　　在從承德回北京時，慈禧以皇帝年幼，不能全程護送先帝梓宮為由，隨靈柩走了一天，就決定和載垣、端華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。讓肅順護送咸豐的梓宮走大路；

　　11月1日剛到北京，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見了恭親王奕?，軍機大臣文祥等。第二天一早，奕?手捧蓋有玉璽和先帝兩枚印章的圣旨，宣布解除了肅順等人的職務，當場逮捕了載垣、端華；又命令將景壽、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等撤職查辦，嚴加看管。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護送梓宮回京的肅順。不久（8日），慈禧發布上諭，否認咸豐遺詔，下令將肅順斬首；讓載垣、端華自盡；另外五大臣則被革職或充軍。八大臣的第一個重要罪狀就是“不能盡心和議……以致失信于各國”，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，她是“盡心和議”的賣國賊。接著（11日）宣布廢除八大臣原擬的祺祥年號，改明年（1862年）為同治元年，東、西二太后垂簾聽政。加封恭親王奕?為議政王大臣，軍機大臣領班。奕譞、文祥、勝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晉爵。雖未“同治”是指由兩宮太后共同治理朝政，慈禧之號也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。這一年是農歷辛酉年，故又稱“辛酉政變”。而發生此事的地點又在北京，故又稱“北京政變”。

　　從此，慈禧作為中外反動勢力勾結的產物和他們的代表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進行了47年的罪惡統治。她上臺的第一樁罪行，就是「借師助剿」，和外國侵略者共同血腥鎮壓了著名的太平天國革命。中國歷史上許多不平等條約如中英《煙臺條約》、《中法新約》、中日《馬關條約》、《中俄密約》、《辛丑條約》等都是在她統治時期與外國簽訂的。她的篡政和統治，使近代中國蒙受了無窮無盡的屈辱。

　　補充：“辛酉政變”取勝的直接原因是：

　　第一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，抓住并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、火燒圓明園的強烈憤怒，對“承德集團”不顧民族、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極大不滿，把全部歷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。也把咸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。從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，爭取了官心、軍心、旗心、民心，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。

　　第二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，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炘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痹思想，又利用了帝后雖是孤兒寡母，卻掌握“御賞”、“同道堂”兩枚印章——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，兩宮太后與奕炘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。

　　第三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，搶占先機，先發制人，沒有隨大行皇帝靈柩同行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，并從間道提前返回，利用自農歷7月17日咸豐皇帝逝世，到咸豐皇帝靈柩運到皇宮，其間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時間，進行政變準備。原定農歷9月23日起靈駕，29日到京，因下雨道路泥濘，而遲至9月3 日到京，比原計劃晚了四天。而兩宮太后于29日到京，30日政變，時間整整差了三天。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供了時間與空間，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。

　　第四，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，清楚地意識到并預感到：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鍵時刻，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。慈禧曾風聞咸豐皇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“鉤弋夫人”故事，免得日后皇太后專權。這個故事，《漢書·外戚傳上》記載：漢武帝寵幸鉤弋夫人趙婕妤，欲立其子，以“年稚母少，恐女主顓恣亂國家”。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。漢武帝臨終前，立趙婕妤子為皇太子，以大司馬、大將軍霍光輔少主，是為漢昭帝。但是，咸豐皇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，而是用“御賞”和“同道堂”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、兩宮太后之間的關系，并加以控制。結果，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后所利用，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。

　　“辛酉政變”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沖突，表現了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?的聰明才智。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。經過“辛酉政變”，否定“贊襄政務”大臣，而由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，這是重大的改制。“辛酉政變”后，恭親王奕?為議政王，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的再現。但有一點不同：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、軍機大臣，又由兩宮太后垂簾聽政。這樣皇權出現二元：議政王奕?總攬朝政，皇太后總裁懿定。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與奕?聯合主政，后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。隨之產生一個制度：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，軍機大臣有滿族兩人、漢族兩人。在清朝同治時期，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的軍機結構局面。

　　“辛酉政變”就滿洲貴族而言，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拼殺。兩宮皇太后特別是慈禧皇太后，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，打擊宗室貴族，取得了勝利。

　　同治皇帝在辛酉政變后，內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，外有議政王奕?主政，從而開始了“同治新政”。

　　整個辛酉政變的過程按時間順序演變記錄：

　　公元1861年農歷7月：

　　17日，咸豐皇帝死。他臨終前做了三件事：一，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。二，命御前大臣載垣、瑞華、景壽，大學士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八人為贊襄政務大臣，八大臣控制了政局。三，授予皇后鈕祜祿氏“御賞”印章，授予皇子載淳“同道堂”印章(由慈禧掌管)。顧命大臣擬旨后要蓋“御賞”和“同道堂”印章。八大臣同兩宮太后發生矛盾。

　　18日，大行皇帝入殮后，以同治皇帝名義，尊孝貞皇后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，尊懿貴妃為孝欽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。

　　公元1861年農歷8月：

　　1日，恭親王奕?獲準趕到承德避暑山莊叩謁咸豐皇帝的梓宮。溥儀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記載：相傳奕?化妝成薩滿，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后，密定計，旋返京，做部署。奕?獲準同兩宮太后會面約兩個小時。奕?在熱河滯留六天，盡量在肅順等面前表現出平和的姿態，麻痹了顧命大臣。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炘，破釜沉舟，死中求生，睿智果斷，搶奪先機，外柔內剛，配合默契。恭親王奕?同兩宮太后密商決策與步驟后，返回北京，準備政變。此時，咸豐皇帝剛駕崩十三天。

　　2日，醇郡王奕繕為正黃旗漢軍都統，掌握了實際的軍事權力。

　　6日，御史董元醇上請太后權理朝政、簡親王一、二人輔弼的奏折。

　　7日，準兵部侍郎勝保到避暑山莊。勝保在下達諭旨不許各地統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，奏請到承德哭奠，并率兵經河間、雄縣一帶兼程北上。

　　11日，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請，兩宮皇太后召見八大臣。肅順等以咸豐皇帝遺詔和祖制無皇太后垂簾聽政故事，擬旨駁斥。兩宮皇太后與八位贊襄政務大臣激烈辯論。八大臣“嘵嘵置辯，已無人臣禮”。據史籍《越縵堂國事日記》記載：肅順等人恣意咆哮，“聲震殿陛，天子驚怖，至于涕泣，遺溺后衣”，小皇帝嚇得尿了褲子。兩宮太后不讓，載垣、瑞華等負氣不視事，相持愈日，卒如所擬。八大臣想先答應兩宮太后，把難題拖一下，回到北京再說。

　　18日，宣布咸豐皇帝靈柩于農歷9月23起靈駕，29日到京。

　　公元1861年農歷9月：

　　1日，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為慈安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為慈禧皇太后徽號。

　　4日，鄭親王瑞華署理行在步軍統領，醇郡王奕繕任步軍統領。先是，兩宮太后召見顧命大臣時，提出瑞華兼職太多，瑞華說我只做行在步軍統領；慈禧說那就命奕繕做步軍統領。奕繕做步軍統領就掌握了京師衛戍的軍權。不久，奕繕又兼管善捕營事。

　　23日，大行皇帝梓宮由避暑山莊啟駕。同治皇帝與兩宮皇太后，奉大行皇帝梓宮，從承德啟程返京師。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靈駕一天，就以皇帝年齡小、兩太后為年輕婦道人家為借口，從小道趕回北京。

　　29日，同治皇帝奉兩宮太后回到北京皇宮。因為下雨，道路泥濘，靈駕行進遲緩。同治皇帝奉兩宮皇太后間道疾行，比靈駕提前四天到京。兩宮皇太后抵京后，立即在大內召見恭親王奕?等。

　　30日，發動政變。同治皇帝與兩宮皇太后，宣布在承德預先由醇郡王奕繕就之諭旨，宣布載垣等罪狀：

　　⑴“上年海疆不靖，京師戒嚴，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張所致。載垣等不能盡心和議，徒以誘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，以致失信于各國，淀園被擾。我皇考巡幸熱河，實圣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！”就是將英法聯軍入侵北京、圓明園被焚掠、皇都百姓受驚、咸豐皇帝出巡的政治責任全扣到載垣等八大臣頭上。

　　⑵以擅改諭旨、力阻垂簾罪，解載垣、瑞華、肅順、景壽任，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退出軍機。《清史稿·肅順傳》記載：此前，“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，命睿親王仁壽、醇郡王奕繕往逮，遇諸密云，夜就行館捕之。咆哮不服，械系。下宗人府獄，見載垣、瑞華已先在。”《清穆宗毅皇帝實錄》記載：“以醇郡王奕繕管善捕營事。”這可能同奕繕逮捕肅順事有關。

　　公元1861年農歷10月：

　　1日，命恭親王奕?為議政王、軍機大臣。隨之，軍機大臣文祥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。《清史稿·文祥傳》記載：“十月，回鑾，(文祥)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。”命大學士桂良、戶部尚書沈兆霖、侍郎寶鋆、文祥為軍機大臣。

　　3日，大行皇帝梓宮至京。

　　5日，從大學士周祖培疏言：“怡親王載垣等擬定‘祺祥’年號，意義重復，請更正”，詔改“祺祥”為“同治”。“同治”含義可做四種詮釋：一是兩宮同治，二是兩宮與親貴同治，三是兩宮與載淳同治，四是兩宮、載淳與親貴同治。

　　6日，詔賜載垣、瑞華在宗人府空室自盡，肅順處斬，褫景壽、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職，穆蔭發往軍臺效力。據記載：“將行刑，肅順肆口大罵，其悖逆之聲，皆為人臣子所不忍聞。又不肯跪，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，乃跪下，蓋兩脛已折矣。遂斬之。”

　　9日，載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。

　　26日，禮親王世鐸奏遵旨會議并上《垂簾章程》。懿旨：依議。于是，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舉，輿論已經造勢，章程亦已制定。

　　公元1861年農歷11月：

　　1日，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。垂簾聽政之所設在大內養心殿東間，同治皇帝御座后設一黃幔(初為黃屏，后慈禧嫌其礙眼而改為黃幔)，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。恭親王奕?立于左，惇親王奕繕立于右。引見大臣時，吏部堂官遞綠頭箋，恭親王奕?接后，呈放在御案上。皇太后垂簾聽政，這在中國歷史上，既是空前的，也是絕后的。在這里附帶說一點。慈禧本來沒有文化，但她注重學習。兩宮太后命南書房、上書房師傅編纂《治平寶鑒》，作為給兩宮太后的教科書，仿照經筵之例，派翁同龢等定期進講。后來慈禧也能批閱奏章，但常有語句不通和錯別字之處。

　　這次政變，因載淳登極后擬定年號為“祺祥”，故史稱“祺祥政變”；這年為辛酉年，又稱“辛酉政變”；因政變發生在北京，又稱為“北京政變”。其時，“辛酉政變”的三個主要人物——慈安皇太后二十五歲，慈禧皇太后二十七歲，恭親王奕?三十歲。